著名作家、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萧乾在《我的医药哲学》谈起他对中医的认识过程，读来非常生动有趣。

“一提医药，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，你究竟信中医还是西医。绝对不相信中医或西医的人我都遇到过，就好像中医个个是误人的郎中，而西医在缝伤口时，必然会连剪刀也一道缝进去……

后来进了洋学堂，每年总是由西医来做体检，阿司匹林又比煎汤药省事多了，……去国七载（按：萧乾曾游学国外，担任战地记者），根本也不见中医踪影，我国传统医学在我心目中，越发没有了位置。

1948年在复旦教书时，一次拔牙感染发炎，半个下巴肿成萝卜，疼痛难忍，那阵子南京路上有的是各种进口西药，阿司匹林不灵，我就拣贵的买，十几天来怎么治也不消肿。

有一天，在教授休息室里，中文系一位老先生见到我那副狼狈相，动了恻隐之心。他问我可相信中医针灸？我捂着腮帮子凄凄惨惨地回答说，只要能消肿，我什么都信。

老先生连衬衫也没让我脱，只叫我挽起袖子，然后打开他那蓝色书包，掏出一个长匣子，里面放着几根银亮的长针。他先在我胳膊上扎一针，问我疼不疼？我摇摇头。接着，他要我张开左手，又在拇指与食指之间扎了第二针。第三针才扎在腮帮子上，进针后不一会儿，折磨我多日的疼痛便霍然而释。”

1956年他陪两位德国诗人在全国各地旅行，刚抵南京，就“大闹腹泻”，“吃了种种药都不见效”。到了上海，朋友安慰他：“请放心，我们这儿有的是进口药。”他“就照大夫的嘱咐服下去。哎呀，不得了，次数加倍了，我几乎离不开卫生间。”

“这时，我想起当年在复旦教授休息室里遇到的那位救星。我向东道主提出，可否让我去看看中医。他们马上就把我送到静安寺路一家不大的医院，好像还不是一家中医院，而只是医院里的中医科。大夫号完脉，开了几味药，另外再加服两粒藿香正气丸。服下去不久，腹泻止住了，很快我就康复了。从此，我对中医佩服得五体投地。”（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三院 张存悌 李明哲整理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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