毒多难痼是指临床难于治疗，或久治乏效的顽症、痼疾，多与毒邪有关。毒是诸多病邪的进一步发展，邪盛生毒，毒必兼邪，无论其性质为何，均可概称为“毒邪”。日本吉益东洞有“万病一毒”说，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也有“清静则肉腠闭拒，虽有大风苛毒，弗之能害”的论述。

毒邪既可从外感受，也可由内而生。外感之毒多与六淫、疠气为伍，“毒寓于邪”“毒随邪入”，致病具有发病急暴，来势凶猛，传变迅速，极易内陷的特点，而使病情危重难治，变化多端。内生之毒是在疾病发展演变过程中，由脏腑功能失调，风、火、痰、瘀等多种病理因素所酿生，常见的如风毒、热毒、火毒、寒毒、湿毒、水毒、痰毒、瘀毒等，其性质多端，且可交错为患，使多个脏器发生实质性损害，功能严重失调，并成为影响疾病顺逆转归的决定性因素。如重症肝炎中的热毒、晚期肾炎中的湿（浊）毒、面神经麻痹中的风毒、恶性肿瘤中的癌毒、系统性红斑狼疮中的瘀毒等。

毒邪致病具有以下证候特点：①凶：致病暴戾，病势急剧，如SARS、禽流感等。②顽：病情顽固，易于反复，如难治性肾病、慢性肝炎等。③难：常规辨治，难以奏效，如系统性红斑狼疮、癌病等。④痼：病期冗长，病位深疴，如尿毒症、癫痫等。⑤杂：由于毒邪每与风、火、痰、瘀等邪兼挟为患，临床见症多端，病情复杂难辨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周仲瑛强调在难治性疾病的辨治中，尤应注意毒邪的特殊性。

对毒邪的治疗有解毒、化毒、攻毒等法，但周仲瑛强调解毒当求因。首先要区别毒邪的性质，其次要注意毒邪所在的脏腑部位及所兼挟的其他病邪。如热毒重在清热解毒，然热毒在肺则选鱼腥草、金荞麦根、黄芩清肺解毒，热毒犯咽则用泽漆、蚤休、一枝黄花、土牛膝利咽解毒，热毒入胃则选石膏、蒲公英、甘中黄、升麻清胃泻火解毒，热毒攻心则用牛黄、朱砂、黄连清心解毒安神，热毒犯肝则用羚羊角、龙胆草、栀子凉肝解毒，热毒蕴结膀胱则用黄柏、苦参、土茯苓清热利湿解毒，热毒入血则用水牛角、生地、丹皮、紫草、大青叶等凉血解毒。周仲瑛对于风毒，常用全蝎、蜈蚣、乌梢蛇、炙僵蚕搜风解毒；寒毒，常用川乌、草乌、附子、干姜散寒解毒；湿毒，常用土茯苓、拔葜、石上柏、半边莲除湿解毒；痰毒，常用制南星、白附子、法半夏、露蜂房、白毛夏枯草化痰解毒；瘀毒，常用穿山甲、水蛭、土鳖虫、蜈蚣、鬼箭羽等祛瘀解毒。

癌毒集凶、顽、痼于一体，一旦致病，病势险恶、病位深伏，且与痰、瘀相互搏结，以避机体正气与药力搜剔，故非虫类搜剔之品不能引药力达病处，以收搜毒、剔毒、除毒之功。药如僵蚕、蜈蚣、露蜂房等。周仲瑛在抗癌复方中，抗癌解毒药与逐瘀消痰软坚药的选用，主要视病情而主张辨证择药。如热毒甚者，常选白花蛇舌草、山慈姑、漏芦；瘀毒重者，当用炙蜈蚣；痰毒剧者，用制南星、炙僵蚕等；病以血分瘀结为主者，可逐瘀为先，伍用炙水蛭、莪术、炮穿山甲、桃仁；兼气分者，可配用八月扎、路路通；肿著者，配王不留行、海藻、拔葜等。

另外，周仲瑛还强调应重视不同疾病“毒”的特异性。对麻疹、天花用宣表透毒法，对晚期肾病当注意化浊泄毒，对多脏衰病人阳明气机通降失常者当通腑泻毒，对外科疮疡久不收口、正虚毒恋者当重用黄芪扶正托毒等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周仲瑛针对流行性出血热急性肾衰蓄血、蓄水及易于伤阴的病机特点，提出出血热急性肾衰“三毒”(热毒、血毒、水毒)学说，以泻下通瘀为治疗大法，达到下热毒、下血毒、下水毒的目的，治疗野鼠型出血热患者1127例，使病死率从当时的7.66%，降至1.11%；特别是死亡率最高的少尿期急性肾衰，病死率仅为4%，明显优于西医对照组的22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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