究竟诸家，皆以“强”为“肾气作用之强”。故今之学者授《内经》，莫不读之如“墙”，后皆袭传之。或质之曰，“君主、相傅、将军、中正、传道、州都等官，于史有焉。惟‘作强之官’则无考，何也？”有师曰：“岐、黄立论于此，意借诸官之职以明五藏之用。其意在藏象，不在官称。故‘作强’之无考，非大谬也。”先圣之立言，垂范于后，必一一求于细谨。十一官皆有据，独肾无考，以作者之高才博识，必不至此。
南朝全元起注《素问》为天下先，然今已散亡；至若《太素》，近世求其遗篇于东洋，方复流显。洎中唐之启玄子以私藏七大论充之，又行增删编次，海内莫不奉为圭臬。夫王冰历一纪心血，以全先皇之大义，注证发微，制舟楫以济生，其功大矣！然其间不免阙漏，曲园尝指谪之。王船山语后进曰：“凡言法者，皆非法也。”余亦自负涉猎书史多于同年，谓此乃读法之误，以至有失。试论诸此：
王冰注以“强”为有力。今之所谓“强”者，古之所谓“彊”也。《说文》曰：“彊，弓有力也。”夫弓矢之力，在立千钧而破一发。是豪力也、是暴力也。即如冰言，然于一身而计，则肾发动若此之力，孰能于肝？此失一也；肾主封藏，先天之本，当不动如冰石。善养生者，唯恐不葆其真，况乎任其出而为用哉？此失二也；即令肾气为力，有肝气举之、脾气迁之、肺气约之、心气制之，岂肾一官能自为之主哉？而概以其作此强事，此失三也；王注进而谈及“男为作强，女为伎巧”，世间岂无操针缕之男？岂无执犁锄之女？是论以男一为刚，女一为柔，反失包蕴，而犯离合之弊，其失四也。
然则何为得之？《内经》者，坟典也，理奥趣深。就《灵兰》章论之，欲知上古百官之所执事，以为佐证，则不可不另阅《周官》之书也。
周公定官礼为六：天官冢宰、地官司徒、春官宗伯、夏官司马、秋官司寇、冬官司空（《冬官司空》一卷，亡之久矣，汉人得《考工记》补之。夫周公所以分如是，在祖述圣王，宪章大法：天道有阴阳四时，则人官亦应有二三之数。阳火生长之气通于天、阴土收藏之气通于地、木气和畅通于春，火气壮盛通于夏、金气萧索通于秋，水气固密通于冬。故冢宰主一国之生机、司徒主万民之教养、宗伯主礼、司马主兵、司寇主刑、司空主工，各安其分。以是治国，社稷则昌；否者，宗庙必危。
以此道比之于体，心则一身之大主，失此则绝难生者，是为人之冢宰；脾运化水谷以养人，使人有意与力，是为人之司徒；肝刚正而勇略，以其达而直，令明是非，是为人之宗伯；膻中秉上之意，以宣王命、御敌而使不入，是为人之司马；肺肃降一身之气，令有节度不妄行，是为司寇；肾主骨生髓，以建大梁，且有治水之能，是为司空。以五行度之，亦皆合之若粘。《汉书·艺文志·方技略》曰：“原诊以知政。”何此先哲之景行懿言也！
是故于意云何？此句所云“作强”者，当为“作匠”之误也。按今之众人多以《灵》、《素》之书成于秦汉，当斯世时，礼乐离析、名位纷扰。操一国之工事者，虽未必有司空之名，校诸秦制，则其名曰“将作大匠”是也，一名“作匠”。其官则职宫室、宗庙，乃至陵寝之营造法式，监全国之沟渠，亦司禁中金、玉、织、绣诸项。以是续后文之“伎巧出焉”，则气息自连贯矣。而“强”、“匠”二字之音同，或致有此鲁鱼之说也。
或见之而诘曰：“察汝此文，欲正国医，其据竟无半分出于卫生之理，而求诸旧文故史。是‘谬悠之说，荒唐之言，无端涯之辞’也！徒费口舌，毫无可采。”夫唐之杜樊川，骚人而非战将，世所共知也，壮时述论史事，以为十三篇注，其于诸注家中，亦颇为士人所右，惟在曹氏之下者，乃人不以其未治军事而哂之耳。故曰：若不专治其经者，其所发言亦不必听，实不然也。余以为《内经》之书，其所包涵者，上下四方理气之妙耳，兹不可独以医书视之。徐灵胎尝以孙武十三篇解医，多有心得。夫用兵与药，其道无二也。国学之要，一以贯之，“天人”而已矣。余所以敢倡一己之浅谈者，良有以也，请事斯语。
